〖大家〗谈 | 婺源古村落的类型

单姓聚居古村占了婺源古村落的80%左右。

由于北方士族举族南来婺源定居，或在婺源任职的官员留下来安家落户，选定村基后即由本族人规划开发、建设，一般不容外姓进入立足。

长此以往，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屑小不敢肆焉。”（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陈去病《五石脂》也指出：“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婺源也不例外。如理坑为余氏聚居村，虹关为詹氏聚居村，凤山为查氏聚居村，汪口为俞氏聚居村，裔村为汪氏聚居村、官坑为洪氏聚居村。

而在一个大姓聚居的古村周边，则形成了一批为大姓提供种田、砍柴、抬桥、办理红白喜事等等劳动服务的小姓村落群，并相对固定雇佣关系，形成了明清时期流行于南方的一种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佃仆制”。

          （洪姓聚居古村——官坑）

这种村落是在当时的经济社会形态下为适应宗族统治管理的需要而形成的。

它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北方大族进入婺源时，大多是合族举迁，包括宗族乡党、佃客、部曲等庞大的家族成员。在南迁过程中，不断增进内聚力和排外机制，借助家族财力和势力，占地为主，屯聚成村。在新的自然环境里，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名门望族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增强适应土风民俗的能力。

为了防止土著居民的骚扰侵犯，也要求加强聚族而居的内部管理体系和抵御外部冲击的防范机制。

有的宗族进入已有其他姓氏居住的村落地盘，凭借财力、智力和势力发展壮大，以至于排挤赶走原有的姓氏家族。如理坑村余氏努力扩张后，使原来的金氏迁往了延村。江湾原有鲍、叶、滕等姓混居，萧江氏迁入后迅速繁育壮大，使原有三姓都陆续迁出了江湾村。

大姓古村的佃仆也被称作地仆、佃民、庄仆、世佃等等。佃仆，是一种特殊身份，他不是奴隶，但却有一般佃农所没有的特殊从属性。

小姓村落的佃仆与大姓村落的地主之间存在着主仆名分。佃仆没有迁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地主的干涉，没有科举入仕的资格，甚至言谈、服饰等日常生活小节也受约束。

在法律地位上，佃仆相当于奴仆，但二者也有性质上的区别。地主对奴仆的控制没有限度，对佃仆则有限度；奴仆服役没有回报，佃仆则有回报；奴仆以口为单位计算，没有私有财产，佃仆则有家庭，有一定的私有财产，以户为单位来计算。

佃仆与佃农也有区别。佃农对地主只承担种田纳租的义务，而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佃仆则除了种田纳租外，还要为主人承担固定的劳役义务，如守护管理坟墓，操办婚丧葬祭事宜，提供应试服务和抬轿、牵马等服务。

佃仆由于种主田、住主房、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形式确定与主人的长期稳定关系，其来源有多种形式，或由家内奴仆释放而来，或因佃种地主或祠堂的土地而来，或因无处栖身而被迫居住地主庄屋以致沦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场而沦为佃仆，或因入赘、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沦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卖身为佃仆。

多姓混居的村落也“姓各有祠，分派别复祠”（民国《歙县志·风俗》）。村落仍在宗族制度下运行。

多姓氏间通过族长、房长出面协调村落规划建设和管理事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宗族形成了自身的势力范围。

宗族之间经济、婚姻、田地都产生了一定的交流成规。大多数村落中各宗族能协调目标和关系和睦相处，通过婚姻关系结成新的血缘共同体。也有少数村落宗族间矛盾处理不好，冲突日甚，形成水火之势。

在多姓氏混居村落，也有的逐步形成以一姓为主，他姓为辅的格局。主姓家族掌握了全村的决定权，辅姓家族只有配合服从。

 （李、朱等姓氏共居古村——上严田）